魏晋名士有多“风流”?吸毒喝酒炫富办沙龙

时间:2019-08-17 来源:www.thetasteofcopper.com

  不知潇洒为何物,却看魏晋最风流。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时代,一方面,那个时代兵荒马乱,民不聊生,三国时期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两晋时代“八王之乱”、“五胡乱华”,汉人锐减到几百万人,濒临灭族边缘;另一方面,这个时代的文人陷于苦闷之中,儒家的“仁义礼智信”受到极大挑战,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,清谈之风大兴其道。魏晋风流的背后,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无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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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魏晋名士有多“风流”,吸毒喝酒炫富办沙龙

  都说魏晋多风流人士,这话不假。魏晋时代,出现了许多奇葩现象,令当代的行为艺术、颓废之举都相形见绌。说吸毒,那个时候流行五石散(又称寒食散),当时许多名人都有吸食,比如西晋的大司空、“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”裴秀就吸食寒食散,并因为吸食后饮冷酒而死。“少有美誉,清操过人”的东晋名士王恭也不能免吸食五石散之俗。东晋的相国、大将军桓玄,带头吸食。书圣王羲之也有吸食五石散的毛病。好像那个时候如果不吸毒,就不时尚似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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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起喝酒,魏晋时代的名士更多有此癖,“名士不必须奇才,但使常得无事,痛饮酒,熟读《离骚》,便可称名士”,最有名的当然属“竹林七贤”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王戎、向秀、阮咸、刘伶了,阮籍曾经醉酒六十天,阮咸曾经与猪共饮,刘伶连喝酒边乘车,告诉车夫喝到哪里醉死就埋在哪,因此有了“刘伶醉”传世。富豪石崇也不甘落后,建起“金谷园”私人会所,邀请“第一美男”潘安、“洛阳纸贵”的左思、“闻鸡起舞”的刘琨、名士陆机、陆云兄弟等“金谷二十四友”经常聚会,赋诗不成罚酒三斗,因此有了“金谷斗数”的成语。

  说起炫富,不得不说魏晋时代的富人最疯狂,最有名的炫富当属石崇、王恺、羊三个超级大富豪。这都是晋武帝司马炎起带头作用而引起的奢靡之风。在晋武帝的率先垂范下,满朝大臣以摆阔为荣,王恺和羊都是晋武帝的亲戚,晋武帝公开支持他们炫富,王恺家饴糖水刷锅,羊家用活人抱瓮温酒,但他们还是比不过并非皇亲国戚的石崇,石崇曾经将晋武帝送给王恺用于炫富的一株两尺多高珊瑚树摔碎,打开库房,搬来几十株珊瑚树又高大大的珊瑚树用于偿还王恺,个个都比王恺的好。在这些穷奢极欲的所谓“名流”带动下,晋朝人认为炫富是非常体面的事情,竞攀之风愈演愈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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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富人竞富,没有那么多钱的文人雅士们干什么呢?他们也有他们满足内心虚荣的办法,那就是办“沙龙”。魏晋时代的“沙龙”除了饮酒就是清谈,清谈的议题自拟,公开进行大辩论,于是人人成为“哲学家”。当然,清谈的议题“莫谈国是”,他们是不敢公开反对皇权,辩论朝政大事的。因为说那有杀头的危险。

  魏晋清谈,真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?

  魏晋的清谈之风,如果非要找个源头,那得从一个叫何晏的人说起。何晏是谁,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知道,广义的三国时代是从外戚、大将军何进欲诛尽宦官,反被宦官所杀,从而引发董卓进京开始的。何晏就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。何晏的爷爷被杀,他自己并没有随之倒霉。因为何晏很快抱上了一棵大树。何晏的母亲尹氏嫁给了曹操,成为曹操的一个妾,因此何晏成为曹操名义上的养子。而曹操又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何晏,因此何晏又成为曹操的女婿。

 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,何晏日子过得很滋润,可以专心研究学问。何晏通读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三经,并为之作注,谓之“三玄”,何晏不只具有理论基础,还具有演说才能,兼之是个美男子,具有自然美的特点,所以深得人们喜爱。除了研究学问,演讲这些“正能量”之外,何晏喜吃酒,爱吸毒,每天召集一帮文人雅客“风流快活”,所以他被称为“清谈玄学之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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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晏之后,清谈的队伍不断扩大,有与何晏齐名的王弼、竹林七贤、夏侯玄、傅嘏、荀粲、李丰、王广、王衍、王修、许询、庾、王坦之、韩伯、殷浩、庾亮、周、阮修、桓温、谢安乃至大书法家王羲之等。如果那个时候不加入“清谈”的队伍,未免就太不时尚了。

  但“清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,这些风流雅士除了能说,推动逻辑学与玄学发展,对于推动社会进步、改变民生并没有什么作用。魏晋是中国的黑暗时代,老百姓生活得很困苦,人口锐减到几百万人,长期的战乱让老百姓都快死光了。如果不是横空出现一位英雄冉闵,挽救了汉族,我中华文明恐怕从魏晋时代就划上句号了。那时候的汉族普通人,过得不是人的日子,而是任“五胡”奸淫屠杀的“两腿羊”。清谈是改变不了老百姓的悲残命运的。所以清谈虽然时尚,但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“实战派”的抨击。

  清谈名士王衍是西晋清谈名士,同时位居太尉兼尚书令,朝廷重臣。当西晋亡国之际,他试图以雄辩的口才摆脱责任,石勒就大骂他:“你名声传遍天下,身居显要职位,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,一直到头生白发,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?破坏天下,正是你的罪过。”,将他活埋之。王衍临死前幡然悔悟:“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,勉力来匡扶天下,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。”。而清谈鼻祖何晏、王弼,被东晋大儒、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的祖父范宁更是指斥为“二人之罪,深于桀纣”。这可正应了那句俗话:百无一用是书生。

  名士潇酒的背后,是内心的惶恐与无奈

  魏晋时代多“风流才子”,多“行为艺术”,后人称之为“魏晋风度”,“魏晋风度”的角色们,在这个大乱时代,刮起了“美容之风”、“吸毒之风”、“饮酒之风”、“清谈之风”、“任诞之风”、“隐逸之风”、“品鉴之风”、“奢侈之风”、“清议之风”、“艺术之风”等。这些风气的形成,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深切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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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汉以后,历史进入三国时代,三个国家打了半个世纪的仗,打得三个国家加起来不到一千万人。要知道汉朝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六千万人呢,损失人口高达百分之八十三。西晋短暂统一后,历史又进入“八王之乱”、“五胡乱华”、南北朝时代,动乱的时代时间长达三、四百年之久。这一时期的文人是苦闷的,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思想大厦,被文人们严重质疑。儒学不能救国,政治上受到高压,人生的出路在哪?于是,另一种诸子百家思想“道学”开始重登历史舞台。何晏批注的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登场的。

  为了排解苦闷,文人们想出了形形色色的方式。有吸毒的,生活在幻觉之中不能自拔;有美容的,出现了最早的“娘炮”;有饮酒的,饮到发疯发狂;有逃离现实世界到世外桃源的,陶渊明就是个典型;有沉醉于艺术的,远离政治,那时候正是中国书法、绘画的兴盛期。最时尚的,还是清谈,谈天说地吹牛逼,只要不涉及政治,那谁也管不着。装傻、装糊涂、装疯、装病……文人雅客们各种“装”,其实正是掩饰的内心惶恐与无奈。国无雄主,报国无门怎么办,只能避实就虚,谈东说西,顾左右而言他了。(陆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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